历史学家吕思勉是怎样编教材的？

　　历史学家吕思勉是怎样编教材的？治常识者往往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原故良众。教科书并非学术专著，这大概即是此中一项。而《吕思勉全集》26册之中，近折半为教科书。吕先生是把教学与商酌近乎完满团结的外率。

　　闻名史籍学家厉耕望先生曾于《治史答问》中言：“论方面宽大，述作宏富，且能深切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先辈史学四公共。”这日，吕思勉先生——这位一个甲子以前便踉跄走入致其终生工夫如痴如醉的史籍之中的父老，通常被子弟忆为“史学公共”。

　　无论是“史学公共”，仍是“邦粹专家”，“公共”与“专家”的桂冠，加之时空隔绝，不免让人心生崇敬的同时，平添了几许生分。本来，更众时间，吕思勉先生只是那位正在三尺讲台之上娓娓道来、时有鸿议创论的师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年22岁的吕思勉经人先容，初执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私塾之教鞭，直至1956年被评为我邦第一批一级教学，吕先生终其终生诲人不倦。1957年秋，吕思勉先成长期地摆脱了他的常识和讲台。

　　2015年秋，《吕思勉全集》（下称《全集》）由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发行。《全集》的出书，象征着近60众年吕思勉著作的出书收拾事情暂可告一段落。若从吕先生最早宣布的小说《异日造就史》算起，吕著的出书已历百余载。《全集》26册之中，除了史学著作，近折半为教科书，或先生当年讲课的课本。

　　《口语本邦史》原名《自修合用口语本邦史》，是第一部用白线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书，然后再三重印，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邦通史。顾颉刚先生正在《现代中邦史学》一书中言：“编著中邦通史的，最易犯的弱点，是条列史实，缺乏睹地，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死板，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裕的史识与畅达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虽为一部学术专著，《口语本邦史》却为吕先生写给青年学生，用以自习、自修之作。闻名学者唐长孺先生曾说：“我初知念书，实受《口语本邦史》的发动，独特是辽金元史局部，往后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也受《两晋南北朝史》的发动。拙撰《唐代军事轨制之演变》一文，深得先师奖誉，并摘录入《隋唐五代史》，本来此文一个基础意见，即唐代募兵制的替代府兵制，因为当时景象所迫，也是聆教于先师的。”（《唐长孺致吕翼仁信》，睹《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066页）。《口语本邦史》被习史者赞为“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足睹其发蒙与开示之功绩。

　　而另一本通史著作——《吕著中邦通史》，则是 “孤岛功夫”，吕先生执教光华大学之时，特为餍足大学文科教学须要而作。受当时劳累的出书条目所限，上册于1940 年由开通书店出书，下册却足足拖了4个 年月，才与巨大学生会晤。出于教学的思虑，该书并未采用老例的通史体系。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阐明了社会经济轨制、政事轨制和文明学术的起色处境；下册则分章按工夫秩序条理分明地阐明了政事史籍的厘革。正在吕思勉先生看来，当时风行的通史著作，正在阐明理乱兴亡的流程中，夹叙少许典章轨制，往往缺乏层次与体系，上下不足连贯，易使得初学者摸不清头绪，或难以构修体系的史籍认知。加倍对待大学文科学生而言，自成系统的史籍学问架构才是求得进一步研究之底子，是以才有其采用这种奇特体系来编写通史的需要。正在这日看来，体系如斯的中邦通史，对待初学者而言，大概也是一个不错的测验，它对助助读者开端较为体系地掌管社会经济、政事轨制以及学术文明等中邦史籍的各个方面大有裨益。顾颉刚先生评《吕著中邦通史》说：“纯从社会科学的态度上，挑剔中邦的文明和轨制，极众石破天惊之新外面。”

　　作“史”当以“实”为先，吕思勉先生对守旧史籍有着体系而厉苛的商酌考辨。据其学生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估算，先生研读二十四史，或逾四遍，加倍前四史，读得更为详细些。此地点谓之“读”，并非咱们平常的通读与浏览。先生念书，往往圈圈点点，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正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明显又悦目；先生治史，用心而平心，他曾说：“予谓遇事弗克用心，皆其心不行平，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矣。”

　　说到讲明之事，闻名史籍学家钱穆先生正在80岁高龄之时，亦明了记得67年前，时年25岁的吕思勉先生正在常州府中私塾授史籍、地舆两门课时的情况：“其上地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邦大舆图。先将其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正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解释此一省之地位。再正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道湖泽。解释山川自然地舆后，再加注城市城镇合卡及交通道道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舆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临其境，永不忘怀。”

　　一次试验，先生出4题，而钱穆尤爱第三题“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乃首答此题，下笔竟不行歇，终成仅答了此题。同学顽劣，偷窥先生阅卷，至钱穆卷，吕师卷后加批，一纸接一纸，竟没了歇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需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心铅条可顺手抽出，延续疾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按：吕思勉先生字）师乃正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黏贴，乃以手拍纸，使稳当如全纸，仍书不辍”。固然只答了一题，钱穆仍是得到了75分的佳绩，不免写意。此虽百年前的一件趣事，却足睹吕思勉先生治学、为师的厉谨。教学不顽固于大局，亦不小视学生的真知灼睹，即使对方只是个孩童。

　　平安洋交锋产生的第二年，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光华大学停办，吕先生回常州，正在离城不远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抗战时姑苏中学正在常州的分校）——一所刚创设的“地下”学校教书。黄永年先生那时仍是一个读高二的毛头小子，慕先生之台甫，特转学到了这所中学，成了吕先生的学生。据黄先生印象，虽当时吕先生已是58岁的父老，正在教室里却从不设座，老是恬不为怪地边踱方步边讲说。先生讲说言词明显，语气平和，而实质处处令人着迷，“记起来也很省力”；板书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费劲”。于是，单凭少年黄永年的尽心条记，日后竟收拾出书了《吕思勉文史四讲》一书（现收录《全集》第20册），终得以与今人分享。

　　李永圻先生是黄永年先生的同学，吕思勉先生来青云中学教书时，李永圻仍是名正读高一的理科学生，专心要考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的土木专业，希冀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恰是“下笔成文，七步之才”的吕教授变换了少年端相这个天下的角度，李永圻定夺弃理从文，望日后有机遇为民族经济的起色孝敬自身绵薄之力。1949年，李永圻复旦大学经济系卒业，不念却朝着恩师的偏向迈近了一步——成为一名史籍西宾。吕先生辞世后， 李永圻先生从未远离吕著的收拾事情，直到这日《全集》与巨大读者会晤。这些日子，年近90岁的李先生正在读吕先生的《上等小学 新修身教学书》，受眼疾的磨难，要把书端得很近才可睹字，很是费劲。白叟感喟良众：“造就不应只是转达学问，宣扬文明仍是要义。”自谦自身做了一辈子西宾，这日再翻先生百年前写给孩童的教材，“我的面目发烫啊”。叙及60年来对吕著收拾事情所做的孝敬，白叟连连挥手：“我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都是张耕华教学的辛劳。”面临目下这淳厚父老，笔者自言，“丰功伟绩”之名，其可担。

　　旧年2月，石油工业出书社重印了吕思勉先生的《发达高级中学教科书本邦史》，改书名为《中邦人，读中邦史——这个史籍最靠谱儿》。作此书名，念必自然有其营销上的思虑，但说吕书靠谱，确也是件靠谱的事宜。

　　吕先生治史著书，无论是纵向仍是横向，无不尽求一切而深切。《白线月，《发达高级中学教科书本邦史》（下册）批改版问世，便增加了抗战功夫的史籍实质，并纪录了“南京大搏斗”的合连到底，提及军民仙逝人数30余万（《发达高级中学教科书本邦史》下册第244、245页）。单凭一个学者对待史料的解读和考辨，便正在短工夫内得出了“30余万”的数字，与今日学界的商酌基础相同，这位史家公共的“才”与“识”大概可睹。

　　横向而言，《吕著中邦通史》讲到隋朝，必言及“朝鲜半岛三邦与中邦合联”；至唐代，毫不落“藏族胀起”、“印度阿利安人入藏”、“从魏晋到唐中邦与南洋的合联”；至蒙古，亦不缺“大食巨大后的西域景象”；行文清代，“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后印度半岛的景象”（蕴涵缅甸、暹罗、越南的史籍），皆有迹可循。凡中邦史受愚记述之大事务，多数原原来本列陈。

　　治常识者往往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原故良众。教科书并非学术专著，这大概即是此中一项。学界看淡了教科书、平常读物的学术含量，情境今日亦然，而史学界尤甚，却实为私睹，自当避之、改之。

　　吕思勉先生终生，除了把自身的大局部元气心灵献给了史籍商酌除外，从未放弃文史教学事情。小学、中学、高中、专科、大学的课堂他都曾登过；姑苏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私塾（1907－1909）、南通邦文专修馆（1910）、上海私立甲种贸易学校（1912）、沈阳上等师范学校（1920－1922）、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1951）、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连续串的校名随同这位学者，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向整日与病魔抗争的老年。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张耕华——这位以收拾吕思勉先生遗著为己任的学者以为，吕先生是把教学事情与商酌事情近乎完满团结的外率，不少学术著作的初稿都曾是为适当史籍教学须要而写的课本，通过恒久的教学实施，延续加紧商酌，修削讲稿，渐渐蜕变为高质料的学术著作。同时，他又把商酌效率实时反应到教学之中去，深切浅出，渐渐启发学生走上治学的道道。

　　《新式上等小学邦文教科书》编写于1916年，行使浅近的文言文，实质笼盖面广，有邦体政体以及法政常识方面的著作，如《集会》《交际》；相合科学家和科技出现的著作，如《兄与弟论流行症书》《千里镜记》；有引颈学生走近外面大千天下的著作，如《塞木披来之战》《拿破仑》；有显示中邦守旧文明或先容中邦史籍人物的著作，如《郭子仪单骑睹回纥》；以及先容中邦史籍、地舆的著作，如《渑池之会》。就其实质而言，教材要紧涉及德性、史籍、地舆、理科、实业、日用学问六个方面；就其本质而言，要紧涉及军邦民造就、实利主义造就、公民德性造就、天下观造就和美感造就，即蔡元培倡议的“五育”主义。这些看法与咱们这日的社会起色须要仍旧是相同的。

　　鸟之有益于农务者，以其食虫也。……若麻雀一物，或食葡萄，或食麦穗，不无小害，然樱桃、苹果、梨树之被其包庇者，亦不少也。且每杀一害苗之虫，即三四十麦穗可保无恙，岂得因其偶一食谷，遽斥为有害之鸟哉？

　　麻雀该不该被斥为有害之鸟？吕先生寥寥数语，学生自有判定。一方面是语文练习，一方面又是公民造就，教育孩童环保认识的变成，可谓事半功倍。

　　造就之为“树人”，所谓“晓之以理”、“授之以渔”、“绳之以法”、“导之以行”、“勉之以恒”、“孜孜不倦”、“学之以恒”、“行之以德”、“道之以德”。语出《论语》，千百年来发动有志之士效之、行之、教之、育之，而吕思勉先生自当列此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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